现存于顺德博物馆，从杏坛、勒流、陈村汉墓出土的文物有陶罐、 陶卮、陶簋、三足陶釜，还有一个汉代模型。据此，可清晰溯源在汉代或以前，顺德先民的烹饪技术已相当先进，已懂得如何利用空气对流原理来节能旺火，亦能佐证当时顺德先民已有一定的健康饮食意识，已懂得熟食比生食更安全健康。另外，将切割过的螫骨与陶灶联系起来看，极有可能在东汉时期，顺德先民已懂得用瓦煽制水鱼。此外，据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汉代岭南制糖业已出现，顺德先民已懂得用适量蔗糖提味，这或可解释顺德人崇尚清甜鲜美健康饮食方式的历史渊源。

       至汉代，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且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关注饮食健康的著作先后在中原地区成书，中国健康饮食理论体系初现雏形。

     《山海经》被后世誉为地理志、博物志与风俗志的混合体，成书于战国至汉代之间，主要内容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等，共记载药品116种，其中植物52种，动物61种，矿物3种，其中不少食疗性质的。书中更有许多关于食物治病的记载，如“何罗之鱼……食之已痈”“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等。

     《黄帝内经》首开中国饮食疗养典籍之先河，成为后世饮食疗养理论发展的奠基之作。该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著， 其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黄帝内经》对饮食养生和饮食治疗也有较系统的论述，并记载了明确的原则和实施的方法。例如:“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乃弛，精神乃殃。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意即，饮食五味必须调和，不可偏胜，偏胜则引起种种疾患。若能五味调和，饮食合宜，则健康可保，延年益寿。《黄帝内经》首次开宗明义主张常人应全面膳食，《素问》中明确:“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 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提出药治要与食治相结合，尤其在应用猛药时，要注意饮食成分的全面完整，这与两千多年后的现代营养学观点完全吻合。书中还列举了一些饮食调理、饮食宜忌、饮食卫生等方面的具体方法；所载方剂，一半以上含食物成分。

     《神农本草经》的编辑成书约在汉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也是我国史载第一本食药结合典籍。在《神农本草经》中，作为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收载了许多食疗食物，如大枣、枸杞子、赤小豆、龙眼肉等，对食疗食物的功效、主治、用法、服食法等都有一定的论述。因汉武帝南征北战，扩张版图，南方的热带植物药和北方的寒带植物药在战争中都有所交流，故西汉本草学中所载药物日渐增广。公元122年前后，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葫荽、西瓜、无花果等多种种子；后汉马援又从交趾带回薏苡种子……由此大大增加了食物和入药的品种。

       东汉杰出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不少用于治疗的食物。如“猪肤汤”“当归生姜羊肉汤”，都是典型的食疗处方。

       除此以外，诸家学说也多有对饮食健康的论述。如《论语》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由此可知，其时的饮食卫生观念实已与现代健康饮食要求相差无几。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食疗”颇有研究，曾亲自撰写《四时御食制》，惜此书大部分已散佚，而著名神医华佗，用蒜泥加醋治疗严重蛔虫呕吐病例获愈，更是首开食疗医治急症的先例。

       上述典籍，对当时南越顺德的饮食方式曾带来一定影响。当中的医食同源、饮食宜忌等论断，至今仍被奉为顺德饮食和烹饪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