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史载“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洲岛，民亦蕃焉。东莞、顺德、香山又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淤，往往沙津渐高，植芦积土，数干百晦膏腴，可趼而待。”,虽建置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却能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其饮食历史文化甚至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史前人类产生之初，本能地以唾手可得的蔬果充饥。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组织和协作能力逐渐加强，人类开始采集、狩猎、渔捕与耕作。 由现藏于顺德博物馆，在龙江镇左滩村麻祖岗贝丘遗址(现活化为“顺德3500公园”)以及勒流街道富裕村贝丘遗址出土的各种贝壳及众多陶器碎片推断，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顺德的古越先民已能熟练操作各种生产工具从事耕作，并可灵活使用多种生活用具飞土逐肉、捕捞贝类而食之。此外，还能利用石磨等粗糙石器，使粮食去壳，方便入口，易于咀嚼。
周代，中原地区对谷物加工更为精细，对肉类的食用更为讲究，对食物的搭配亦更为规范，且懂得规避一些腥膻味大或不宜食用的畜禽。如屠宰时，能庖丁解牛般熟知畜禽的各部位结构，并进行精准定位，精细分割；在大型祭祀及宴会中，对所用肉类必须精挑细选，限定部位；进食时，则对不同切割形状的肉类分门别类，规范摆放。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不少诗句反映黄河中下游人们的饮食文化；在周代初期的礼制全书《周礼》里，也记载了与饮食相关22种官职，并首次出现“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等饮食的名称。谓八珍，即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珍、熬珍和肝等八种烹饪方式。作为周代最为奢华的烹饪制作工艺，代表着周代饮食的最高水平。虽然八珍常人难及，仅供天子享用，但是首开中国多种烹饪技巧同时进行的先河，标志着烹饪已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艺术。至今，寒冬腊月里，热气腾腾，将各种荤素共冶一煲的顺德煲仔饭，便源于周代八珍之一的淳熬，只是将皇宫中的精致铜制器皿改为粗糙却保温极佳的陶制砂锅，并从正襟危坐举箸雍容的宫廷盛宴转为随意端煲自如走动的市井饮食。
《周礼·天官》载有:“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 犬宜粱，雁宜麦，鱼宜。”明确指出，饮食搭配得宜将相得益彰，并详细列举:牛肉适宜和稻米搭配，羊肉适宜和黍米搭配，猪肉适宜和高粱米搭配，雁肉适宜和麦子搭配，鱼肉适宜和菰米搭配。
战国末期的烹饪名著《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述了伊尹以鼎烹说汤的典故:“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 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虽然书中本意是任用贤才，推行仁义之道便可得天下成天子，享用人间所有美味佳肴，但在其中却保存了我国、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烹饪理论，提炼出内容广泛的食单，记述了商汤时期天下的美食，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烹饪史及健康饮食起源的重要资料。
其时，虽中原烹饪技法早已精纯，但偏于五岭以南的南越，饮食却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蛮荒阶段。《淮南子》载“越人得髯蛇(即蟒蛇)，以为上肴”，乃至野猪、鹧鸪、雉、鲶鱼、蚬蛤等鸟兽鱼虫，亦-一成为越人口中美食，此等“中国”(中原地区)得而弃之无用的“异食”，实令北人以为越人饥不择食至匪夷所思。
秦统一六国，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任赵佗为龙川县令， 率军驻守。南越渔业农耕由此加快发展，南越人亦饭稻羹鱼，逐步形成杂食、生食的饮食习惯。顺德人至今仍喜食鱼生、虾生，可谓饮食源流， 脉相承。据考证，顺德历代相沿的暴腌鱼，就是先秦、秦代的“鲍鱼”； 而大良煎，则源于战国时代楚国的“粔籹”(屈原《楚辞招魂》有“柜籹蜜饵”之句；《齐民要术》与《说文解字》指出，“粔籹”即膏环；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也有“环以面”之载)。后赵佗起兵，建立南越国；随后兴安灵渠开凿，连通长江与珠江之航运；特别是后来金铁田器南传，进一步促进岭南地区耕种、灌溉等技艺迅速提升，使越人“民食鱼稻，以渔猎伐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足……不忧冻饿”。 据地下发掘考证结果表明，西汉时期，县境的葛岸、沙富、罗坑、庄头等地已种植水稻。
西汉名相吕嘉与南越王赵佗共同缔造了“汉越融合”的历史，也揭开了粤菜烹制的帷幕。钟鸣鼎食，由烤乳猪、炮禾花雀、烹制水产等宫廷美食中沉淀出来的、燎、炮、碌、炙等古老技艺，经世代相传，至今仍流行于顺德大地。根据南越王墓出土的鼎以及鼎内鱼鸡残骨，可以推断为煮鸡烹鱼之用。至今，顺德乡间仍把煮粥熬汤的瓦煲叫作鼎。而所出土的用来摩擦生姜挤取姜汁的器具姜礤，则与顺德人至今仍然在用的刨姜器具形状极其相似……两千多年间的饮食文化如水长流，顺德人嗜食水产河鲜，以及借助生姜除腥辟膻，驱祛湿的健康饮食习惯远远相续。由此可见， 自汉代起，岭南百越饮食习惯已开始与中原饮食文化同生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