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8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顺德人一提起科举教育历史，每每以几位状元探花为标榜，不过若仔细探究他们的学习经历其实难免令人有点尴尬，因为除黄士俊在顺德本地全程完成学业外，其余几位都读书并成名于外：张镇孙求学羊城、朱可贞读书番禺、李文田问道佛山、粱耀枢名成广州。也就是说这些独占鳌头的科举英才与顺德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倒是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千丝万缕。不过，无需泄气，广东近代不少著名书院的院长都有顺德人，他们以博学与谦谨，赢得当世颂扬，他们以勤勉与精进，影响着身边身后莘莘学子，他们更以自身的卓越成就汇融成精彩迭出的广东近代书院历史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而散落各处的顺德几位状元探花在早起的苦读生涯中其实也或多或少部获益其中，这更让人回眸之余，自然地将目光从狭窄的顺德抽出，投向更深远广阔的近代广东教育史。

 

 

 

    我们不妨跟随粱耀枢走进这段不为人重的历史。1862年粱耀枢中举人。后来他入读广州应元书院。应元书院建于清同冶八年(1869年)，由当时的布政使王凯泰倡建。书院建于越秀山的应元宫前，王凯泰就为之命名：应元书院。暗含状元及第之意。王凯泰在1870年撰写的《应元书院志略》中更信笔预言次年广东必出状元。因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就是扶助举人应试。果然，书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会试中，粱耀枢独占鳌头，高中状元，五人同时进人翰林院，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盛事，实现了“为翰林院储才”的办学目的。

    如此一家高等学府，院长自然为一时之选，而第二任院长就是广东大学者，顺德均安探花郎李文田。李文田曾入翰林，任编修，德高望重，才识卓越，他更多年担任学政，选拔众多英才，康有为便出其门。在主持书院期间，他精心指导众生，其中番禺举人吴道镕深得其妙，六年后果成进士、入翰林。多年后吴道镕辞官归里，出任应元书院院长，为广东造就一批人才，如王兆镛、汪兆铭等，师生携手，奋力推动广东人才发展，成为文坛佳话。

 

 

 

    行文至此，需将清代广东书院略作介绍。清雍正十年(1733年)，朝廷下诏推行省级大书院，并由国家拨款提供“膏火”费，让当地行政官员参与书院运作，诸如招聘院长、设定规则等，书院从此正式成为国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高等学府。但它与纯粹执行应试教育的官学不同，书院更注重道德修养的培育与学术研究的熏陶，使生徒成为既能轻松应对科举又可德才兼备的综合性人才。

    从康熙年间到嘉庆年间，广东书院多达255间。整个清代佛山地区书院也蓬勃发展，其中南海有书院27间，高明9间，三水4间，顺德14间，著名的有凤山、梯云、容山、儒林、鹤峰等。

    书院对院长或山长的选拔十分慎重，他们不仅注重“品性方正，学问博通，士林推崇，安心训导”，且对科举出身有明显要求，如后文提及的越华书院，院长全部进士出身，进士比例比湖南岳麓书院还高出40％。当然，一些地方书院则要求相对低些，举人出身就能出住院长。这些从科举正途上过关斩将拼杀出来的进士们，对科举程序了如指掌，再加上他们学博德高，自然对应对考试游刃有余。他们更以自己的学识与品格，成为书院的

 

 

  顺德历史学家仇巨川在《羊城古钞》中讲：越秀书院因在越秀山之南而得名。这座创建于康熙五十年的省会书院荟莘了当时省内各路文化精英，且是全省藏书最丰的书院，因而“人才辈出，日新月盛，选拔萃，举贤书，登甲榜，中隽之彦。指不胜屈，大魁鼎甲，卓出其中，明验大效，彰彰如是”。在140年间，共有39位硕学鸿儒担任院长，其中有名重一时的南海何梦瑶、浙江杭世骏、钦州冯敏昌、嘉庆宋湘、南海谢兰生，定安张岳松，而在这不长的名单里就有两位顺德人，一位是乐从大墩人梁学源，一位是伦教人粱善长。

    乐从大墩人粱学源本为乡间木匠，他年少时曾因无法按时赶制安装考卷的木箧而遭辱骂。从此他发愤读书，后金榜题名，荣登进土，在他等待分配工作的7年时间里，受聘于当时的岭南义学。他教学严谨风趣，每出一文韪目，必自作一篇，供学生借鉴，令生徒获益匪浅，深受欢迎。后来越秀书院成立，人们敦请这位正托病辞官的学者执掌书院，他欣然允诺，悉心传道，所谓“以史证四子书，环听者辄忘倦”。

    另一位伦教人粱善长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卓异，在乾隆年间出任越秀书院主讲兼院长，当时他只是三十出头，但已名动省城，他不仅聚才施教，且精研诗学，更将岭南四百多家诗人作品细加考证评点，编撰成《广东诗粹》，风行一时，成为当时和后人研究广东诗歌的珍贵文献，与后来龙山温汝能的《粤东诗海》相互辉映。精神灵魂，而广东书院经过百多年师生们的共同推动，逐渐衍化为近代高等教育的滥觞。

 

 

    越华书院始创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这座书院有点特别。因它是由广东盐商们出资筹建，他们希望子弟们“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其经济”。由于资金充裕，再加上政府重视，因而“鸿才硕彦，接席联镳”，“人才掇巍，科践清华”，在当时科举龙虎榜上，后起之秀的越华书院与老字号的越秀书院和肇庆的端溪书院三分天下，鼎足雄峙。

    当时的院长选拔，每经层层严筛，第一位院长是大学者冯敏昌，第二位就是来自大良清晖园的龙廷槐。龙廷槐从京城辞官回家后，于乾隆年间出任院长，这位朴简端正的雅士，萧然儒素、潜心学问，登坛之余，挥笔不辍。他的《敬学轩文集》就由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作序。不过，龙廷槐出任不久就回家伺母，调教儿孙。

    另一位在道光年间名播省城的学者粱廷楠曾任越华书院监理，此人虽科举不售，终身只是副贡，但博学多闻，笔纵气奇，著作宏富，见识拔群，探得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青睐与器重。邓总督每有疑难，必登门请教，粱廷楠则倾其所学，抽丝剥茧。后来，粱廷楠出任学海堂学长。学海堂是清乾隆年间大学者阮元创建，是当时广东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晚清的一批大学者陈澧、朱次琦、谭莹、谭宗浚、廖廷相、邹伯奇、张维屏等都出自学海堂，它更成为岭南学术重镇井诞生出以陈澧为首的东塾学派，而既非举人更非进士的梁廷楠重回母校出任学长，可见当时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深怀感激的梁廷楠自然全力以赴。在担任越华书院监理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也入住其间，他们比邻而居，纵论天下。谦恭有度，见识不凡的梁廷楠令林则徐耳目一新，后更延其入幕，襄助出谋划策，林则徐成为中国开眼看洋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奔走幕后的梁廷楠功不可没，不过他也没耽误书院正事。

 

 

    羊城书院是清初广州三大书院之一，它继承其前身羊石书院的风格与办学宗旨，专选名儒坐镇，因而名声远播，而两位顺德人分别出任院长，一位是曾任刑部主事的罗家勤，此人曾任顺德凤山书院院长，办学经验丰富，管理游刃有余，深孚众望，人咸称善。另一位是黎兆棠，他在同治六年出任院长，这位杏坛昌教人士，苦读出身，曾任礼部主事、台湾道台，光禄寺卿。黎兆堂学识深纯，天性纯孝，节俭勤勉，光风霁月，他继续推行招收优秀落第生徒进院深造的办学模式，令生徒中举率不断提高，成为与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并驾齐驱的著名学府。

    广东近代科举精英层出不穷，重要学派纷纷诞生，与书院严谨的教学制度与宽松的治学环境密不可分。而书院历史中顺德精英或隐或现的身影，如一条或明或暗的精神血脉，贯通着整个广东文化历程，他们学于顺德，教于广州，影响于广东，成为近代广东教育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更成为一座后人投以长久尊重目光的文化群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