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3月03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凡是涉足岭南历史的人，多知道《羊城古钞》。但对其作者仇巨川却十分陌生，因他一生不见经传，相关记载极为罕见，他又非科举出身，所交多乡间布衣，因而即使同村乡里也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他却是多年生活在顺德陈村勒竹村的地道乡儒，更是一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学家。

 

 

 

    仇巨川（？——1800）字汇洲，又字竹屿，号池石，陈村勒竹人，清乾嘉年间广东文献学家。其著作《羊城古钞》对了解珠江三角洲风土沿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顺德县志》对仇巨川的介绍十分简单，这里不妨一引：性潇洒，能文章，工吟咏，与（温）汝能交甚投契，尝馆其家，汝能所辑乡志，取去多宗其论，有传诉先世者，亦假手为之，尝网罗散佚，著为《羊城古钞》八卷。由此可见，他与龙山名士温汝能十分相得，也应曾担任温氏家庭教师，温汝能的著作《龙山乡志》也多得其囊助，因而，温汝能在《羊城古钞》序言中为我们勾勒了一位博学多才的乡村儒生形象。从序文可知，他们相识于1789年秋天广州的一家旅馆，久闻仇巨川文名而一直无缘识荆的温汝能细读他的诗歌古文后，但觉“洋洋焉，浩浩焉”，并感知其“广学无所不窥而近而亲炙之者，几不知其津涯之所自也”，身为举人的温汝能不禁“为之叹息久之”。他后来写到道：仇君则更笃于学，且终身布衣，老而不倦，知君者未有不为君惜，而仇巨川这种君固淡如也。或许正是仇巨川这种“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的人生态度，正合县志所说“潇洒”二字。

 

 

    仇巨川穷一生精力完成《羊城古钞》，其出发点却十分质朴，因为他目睹人们多喜舍近求远，厌小务大，对身边事物的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因此他“爱搜三城之名胜，检入诗题，揽千古之芳踪，征为典故”。后来，他携书约请温汝能指正，但当时温汝能正潜心撰写《龙山乡志》，无意中耽搁了此事。不幸得很，仇巨川不久因病去世，温汝能痛心十分，“遂为之检订，为之缮写”，并付梓出版，使这本凝聚着这乡村儒生一生心血的历史巨著得以面世，而他们两人乘车戴笠的友情却令人感喟。

 

 

   

    仇巨川虽隐居乡村，但文名远播，同是陈村老乡的大诗人黎二樵在乾隆丁酉年(1777年)就有一首《寄仇汇洲(巨川)》的诗歌，可寻找到此人的一些行踪：妙绝贤东主，西楼在竹西。露莹花院照，风浪柳檐齐。天气三分明，诗心万仞溪。何人还劝驾，官札动幽栖。黎简在诗歌后作注说：时将赴蔡氏幕。足不出户而名扬中原的黎简尚且对仇巨川如此青眼有加，可见这位乡懦的分量，尤其是黎简舍不得仇巨川离开乡村远走他方，也可知彼此的深厚友情。其实，仇巨川何尝愿远去那宁静的家乡？他后来在一首诗歌中就清楚说道：千里依人事远游，间关容易老时秋。山川爱客留青眼，风雪依人被白头。古调琴歌时自听，故园诗酒忆庚酬。珠江旧时闲风月，愿借渔杆侣海鸥。可见他对昔日潇散自如的诗酒生涯十分怀恋。只是生计所迫或雄心所驱，他才不得不远赴他乡。不过，乾隆庚子年(1780年)，仇巨川还是返回家乡，他还特意来到黎二樵家相访。大诗人大喜过望，遂有《喜仇上舍汇洲还自豫章蔡氏幕，过问狂简，一见即归簕竹村，却寄》一诗，从“豫章”二字可知仇巨川去的是江西南昌，诗句中有“凝睇将逆若有语，唯我情多君情悭”，可见他们情深意笃，欲语无言。黎二樵还希望他们还能像往日那样“夜舟数下芦花湾”，享尽人间快意事。仇巨川后来也终于想通了，他也发出“无病平为福，能贫遇自贞。处身退一步，随地得欢情”的感悟，因而他摒弃幻想，继续撰述他得《羊城古钞》。

 

  

 

    1793年，黎二樵再度遇见仇巨川，他在家中款待了这位大学者，“中院破屋设君榻”，面对著述丰盛的长辈，狂简也不禁感叹说：十年长我隐者矣，我四十七亦何为？自惭形秽之言跃于纸表。不过，挚友相逢，他们也明白“向来哀乐多自扰”，于是“今夕酒杯安足辞”，大有李太白“一杯一杯又一杯”的豪情，可惜，此时大家都不再年少，仇巨川更是“掩行飘银髭”，他们也只是“一晌贪欢”而已。

    作为无宫无禄的萧然书生，虽满腹经纶，但在一个只重官本位的社会，纵然再澹泊无欲，纵然再著作迭出，身为布衣，也难免徒生一事无成的挫败感。因而仇巨川也偶有“半世成何事，抚怀为怆然。悲歌微醉后，强笑众人前”的诗句，这又从另一角度揭开史书中“潇洒”的实质，再看他平时的生活：孤馆四时雨，斜阳一树蝉。即使下笔汪洋，议论纵横，僻地布衣，总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唯有鸣蝉拌夏辰。不过，作为远离科场的文士，他也抱定食贫自甘的心态，因而，他在《光孝寺菩提树》中也讲得明白：诃林诃子已成尘，独有菩提不坏身，悟得心空即无树，故经千劫亦长春。正是这种笑对风云，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面对万丈红尘，满目官盖，他犹能心如静海，埋头阐述，日积月累，终成煌煌巨著。

 

 

   《羊城古钞》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体现着作者认为广州的发展历史与文化轨迹跟中原同源共脉的思想核心。他将广州的历史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即六朝以前儒家学说兴起与繁盛时期，六朝以前程朱理学盛行的年代，清晰勾勒出广州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脉络，从中可读出整个岭南地区的文化走向与规律。因而，他无疑是近代中国一位具有务实精神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是一位用双脚走出来的历史学家。

    仇巨川的《羊城古钞》一直是历史学者对广州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如华林寺的建造时间长期困扰着史学家们，但后来他们发现《羊城古钞》早有清晰记录：“梁普通七年，西竺达摩禅师从本国来，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于是，这个千年纷争遂迎刃而解，并论证出华林寺是达摩踏上东土的初地，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

    光孝寺是岭南现存最古老的佛寺，但其当初名字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近来历史学家又根据《羊城古钞》找到答案，因为它早已将其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前身为三国的制止寺，到唐贞观年间分别称为“法性”、“乾明寺”，宋太祖时合并为乾明禅院，至1151年才称“光孝寺”。

    另外，根据《羊城古钞》记载，广州别名花城其实源于芳村区的花地，因在古代这地方叫大通镇，在宋代就已扬名四方，更是当时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清代更有“大通烟雨”入选为羊城八景之一，此处是广州种植花卉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羊城之所以被称为花城，就源于此地。

    由此可见仇巨川的《羊城古钞》对后世追溯前尘往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位不太为人知晓的仇巨川先生，自更应成为后人报以真诚掌声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