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封神2》里扮演女主角邓婵玉的女演员那尔那茜，被查出曾通过高考移民、定向委培等方式吃低分福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今年以来，此类事实被多次曝光。戴价值230万元耳环的十几岁的女演员的家庭资产从何而来？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留学生怎么进入哈佛的？医院出轨丑闻里的当事女孩，是否通过特权通道从医？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背景：某个领域掌握资源者的“二代”。

　　如果说，过往公众对“二代”的不满，主要源于对他们集中利用背景资源占据上升通道、妨碍社会流动的宏观担忧，那么在今天，人们则越来越关注具体的事实和其中之人的操作手法。还有就是，我们自身会受到何种具体的损害：看病时会不会被那些走后门成为医生的庸人误诊？向灾区捐赠的钱物有没有可能被一些经手的人截留自肥？埋头苦读的同时，是否有人在通过一系列灰色操作改变公平的竞争规则？

　　在许多因为资源积累的关键作用而变得门槛高筑的所谓“赛道”上，没有超常天赋的普通人与“二代”之间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因为看清楚了真实情况，社会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一方面承认自身没有机会加入，另一方面也不再对身在其中那些人有所仰视。

　　对留学生的祛魅，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折射。

　　二十余年前，家长们都试图模仿《哈佛女孩刘亦婷》里描述的艰苦教育，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学霸上哈佛。但当信息差被填平，人们发现，那条通往哈佛的道路并不是普通人通过好好学习就能抵达的，更需要的是一个家庭经济的实力、基本的人脉、充分的信息和超前的眼光，它主要地表现为某个群体的游戏。此时，人们对留学就不似过去那样渴望，对留学回来的人也不似过去那样看重了。

　　由于同样的一种逻辑，人们在新世纪前后很长时间里，对专家、权威所投射的情感，也慢慢地由尊敬走向无所谓，随着时间继续流逝，甚至变成了不屑和嘲讽。他们不再被视为可以代表大多数，甚至不再被相信能对大多数人提出值得一听的意见。

　　相较于“刘亦婷”，“二舅”这样的底层角色更容易被共情，和社会大众内心里潜在的状况更有匹配度。

　　文艺作品里的迭代和更新也在映射反思。二十年前流行的“冯氏”贺岁片里，主角大多是一线城市中产阶层，契合着千禧年代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如今，当荧幕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被打破，人们开始感慨戏中人种种无法参考的生活条件。那部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里令人向往的家庭氛围，是建立在北京二环内大平层、供得起三个孩子在本地就学和成长的家庭条件之上。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韦东奕，就是一个中和心理落差的典例。他具有足够透明的、被公认的强大实力，而他本身的朴素甚至潦倒，以及他对解释这个世界的抗拒，都与精英人设毫不沾边。那些紧握资源与行业壁垒的“精英”“天才”与“专家”，更难从根本上成为普通人的崇仰对象。打破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共情与感受力隔阂，才是如今人们喜闻乐见的叙事。大家都是人，意味着回避了特殊性，大家都是人，又意味着否定了仰望的必要性。

　　质疑、解构和对一些头衔的直觉性的不信任，是社会心理对现实的反映。现实是动态发展之下的反复闪回。看清楚什么现象在反复闪回，对我们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