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的冬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第一场雪落下时，城里的老街巷便蒙上了一层银白， 屋檐下的冰溜子泛着冷光，街角的炉火却烧得正旺，蒸腾的热气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甜香——那是驴打滚的味道。

　　驴打滚，辽东人叫它豆面糕，是关东大地上最朴实的味道。据说黄米面裹着红豆沙， 在炒熟的黄豆粉里“滚”上一圈，活像雪地里撒欢的驴子扬起的阵阵黄尘，故得了这么个诙谐的名字。

　　辽东的驴打滚与别处不同。关内多用糯米，而我们坚持用黄米。辽阳太子河畔的沙地种出的黄米，颗粒饱满，黏性十足，蒸熟后透着淡淡的金黄，像极了秋收时节的麦浪。

　　小时候去看牙，口腔医院的对面就有一家卖驴打滚的店，老板家里上三代都是辽东人，他和妻子一起在这条街上做了十几年的驴打滚。只要老板和老板娘不休息，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早早在店门口等着买上几块刚卷好的驴打滚，每每一做好，就被大家抢购一空。

　　从口腔医院里看完牙出来，多数时候母亲都会带着我去老板那里买些香甜的驴打滚，以减轻我对看牙的抵触。我和母亲也时常像早早等着买驴打滚的人们一样，站在街边看着驴打滚的制作过程。

　　老板常说：“黄米面要现磨的才香。”在店里蒸黄米面团的大蒸锅前，放着与蒸锅体积不相上下的石磨。我时常能看见老板亲自推磨， 石磨吱呀呀地转着，金黄的粉末簌簌落下，空气中还弥漫着谷物特有的香气。

　　制作驴打滚是门手艺，更是一场仪式。红豆需选用辽东特产的“大红袍”，颗粒大，皮薄肉厚。老板会将红豆浸泡一夜，再用铁锅慢火熬煮。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红豆在锅中咕嘟咕嘟冒着泡，渐渐化成一锅绛紫色的豆沙。这时加入辽东特产的椴树蜜，豆沙就甜而不腻， 还带着植物的清香。炒豆沙时，老板娘的手腕翻动如行云流水，木铲在铁锅上划出优美的弧线，直到木铲在豆沙里能站住才算成功。

　　最妙的是炒黄豆面。辽东的黄豆粒大饱满，炒制时火候至关重要。太小则有豆腥气， 太大则焦苦难咽。老板娘总能用铁锅炒出恰到好处的豆面，金黄油亮，香气扑鼻。她教客人们看豆面的颜色：“要像太阳、像秋天落下的银杏叶那样金黄色的，做出来口感最好、闻着最香。”这样的手艺在如今机器加工的年代几近失传，可那口铁锅炒出的豆香，却永远萦绕在我的记忆里。

　　包制驴打滚时，要将蒸熟的黄米面团趁热擀开，铺上一层红豆沙，再小心地卷成长条。手法极讲究，卷得太紧口感发硬，太松则容易散开。老板的手很巧，他卷的驴打滚圆润饱满， 切开来红白黄三色分明，层次清晰得像极了辽东秋天的落日。最后在豆面里滚上一圈，宛如给糕点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后来我渐渐地不再去那条街看牙，也不再去买驴打滚。当我久违地再踏上那条记忆中的街道，老板一家早已经不在那里了，也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他们，打听了很久，才听人说是老板的孩子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安了家，接老两口享福去了。

　　我曾尝试以记忆中老板和老板娘的制作方式做了一回驴打滚，但黄米面怎么也揉不成记忆中的样子，豆沙不是太稀就是太干， 切块时也是乱七八糟。窗外飘着雪，我望着盘中不成形的糕点，忽然明白：故乡的“驴打滚”，不在精准的配方里，而在童年和玩伴的回忆里、儿时和父母的旧时光中。

　　如今的辽东，机器加工的驴打滚占据了市场，方便却少了温度。唯有在老街巷的摊位上，还能见到坚持手工制作的老师傅。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揉面、炒豆、包馅，每一道工序都虔诚如仪式。买上几块，趁热咬一口， 黄米的糯、豆沙的甜、豆面的香在口中交融， 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日子——那是我永远的故乡，是驴打滚里藏着的最深的想念。

　　辽东的冬天依旧寒冷。但我知道，在那座小城的某个角落，一定还有炉火温暖，铁锅滚烫，驴打滚的香气正随着蒸汽升腾，等待着它的故人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