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成本结构正在被重塑。中国不仅仅是在输出更多的商品，而是在出口一种由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国家引导型产业优化所驱动的新生产模式。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20世纪末的崛起，是由劳动力和规模驱动的。但如今，中国的目标是通过智能基础设施实现一种新形式的主导地位。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手机应用程序或聊天机器人，而是被植入整个实体经济—指导从机械臂、仓库车队到自主生产线的一切。比如小米公司位于北京的“黑灯”工厂，只需极少的人工干预就可每年组装1000万部智能手机。

　　这种技术驱动的生态系统也不局限于一家工厂。DeepSeek的开源6710亿参数大型语言模型不仅被用于程序编码，还被应用于物流和制造优化方面。京东正在借助自动化改组其供应网络。宇树科技正在出口双足仓库机器人。富士康正在开发模块化的人工智能主导型微型工厂。

　　这些例子印证了一种广泛的工业优化文化。在“新质生产力”的大旗下，中国政府正在推出人工智能试验区，补贴工厂的翻新改造；而合肥和成都等城市提供的地方补助金规模，可与其他地方的国家级举措相媲美。

　　这一战略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业奉行的战略如出一辙，但中国的做法却更进一步，它将人工智能与规模经济、反馈回路和一种被称为内卷的独特文化动力融合在一起：一种往往以牺牲利润率为代价的无止境优化和超越竞赛。作为全球垂直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比亚迪最近将旗下数十款车型降价销售，引发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股票抛售。

　　在从电子商务到电动汽车的行业，这种做法导致了极致的成本压缩，以至于国家偶尔会认为有必要出手干预。今年4月，《人民日报》提到了京东、美团和饿了么在餐饮外卖领域的破坏性价格战，警告极端内卷化正在妨碍市场稳定。而这一问题在电动汽车行业更为严重。虽然目前有100多个中国电动车品牌参与竞争，但自2018年以来已有400多个品牌退出市场。

　　全球竞争的舞台是残酷无情的。那些幸存下来的企业，要比它们的传统同行更精干、适应性更强、定位更准确。这就是成功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得以打入欧洲市场并以当地企业难以做到的价位提供车型的原因。从远处看这一过程显得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它类似于自然选择。中国正在刻意推动产业进化：国家会培育一大批竞争者，然后让市场进行筛选。

　　这种做法正在各行各业荡漾开来。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中国制造商目前占全球产能的80%以上，过去十年间推动价格下降了70%以上。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也出现了类似趋势。这反映了重新设计的成本结构，是人工智能、激烈竞争和不懈迭代的结果。一旦这种转变真正形成，全球各地的企业都得相应调整自身定价策略、劳动力部署和供应链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失去影响力，产业政策将不得不站出来发挥作用—不是作为保护主义，而是作为一种适应性的需要。核心分歧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与国家计划，而是在静态系统与动态系统之间。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欧盟的绿色新政工业计划，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孤立的，或侧重于芯片等上游节点。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出台了关税、补贴和出口管制，但真正的竞争是在将人工智能融入实体经济方面：不是谁制造了最智能的聊天机器人，而是谁制造了最智能的工厂，谁的模式可以大规模持续复制。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不是物品，而是流程。它将重新定义全球竞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