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利平（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汕头大学侨乡振兴研究中心）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项目《社区微更新的“针灸”治理与长效机制研究》（GD22CGL08）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超大城市治理以超大空间为治理载体，以超多人口为治理对象，庞大体量、高度积聚的治理载体以及复杂多元、高度流动的治理对象使其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与时代意义。同时也由于涉及面广、事务芜杂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精细化、精准化、品质化成为超大城市治理转型的必然选择。

立足新发展阶段，更要求超大城市治理从“有没有”上升成为“好不好”“精不精”，从数量导向转向品质转向，从重物质保障转向重功能升级、机制建设与文化传承。其中，城市更新通过回答“如何使人们在超大城市中生活得更美好”的时代问题，成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的主要抓手，在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广东省作为超大城市最多且先行实施城市更新的省份，有责任、亦有条件探索出一条以城市更新推动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新路径，切实为一流城市治理开好路、带好头。

不“精”不“细”：超大城市的多重治理难题

超大城市存量发展转型难题。当前超大城市已迈入从增量扩张转向增量与存量并重的发展转型期，存量的提质改造与增量的结构调整是解决“大城市病”、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城市活力的必然趋势，但也因牵涉面广、投入巨大、交易成本过高等而推进难度较大。以微小的超大城市治理行动产生更大级别的优势积累，以更小投入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富集效应，可帮助解决超大城市存量发展转型所面临的成本难题。

超大城市“看不见的”治理难题。超大城市既需要“看得见的”空间功能优化与环境提升，更需要提高“看不见的”生活品质与社会福祉。相较于“看得见的”空间治理，“看不见的”社会治理由于超大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内外的网络关联、隐藏秩序等更难开展，而后者却是城市治理的根本。“物”的建设与治理能力培育相结合的城市更新活动，有助于推进空间治理与社会治理交织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

超大城市的二元结构难题。由于人口庞大、社会组成复杂，超大城市常面临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管理行业与服务行业等多重二元结构难题。不同群体多形态、多样态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行为惯习等，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分割与矛盾，而制度安排的倾向性与治理场域的复杂性则进一步加剧这种结构性矛盾。治理重心下沉，以精准化、精细化治理回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多元化诉求，有助于破解超大城市的二元结构难题。

超大城市的情感冷漠难题。大城市居民的异质性与高流动性使个体原子化趋向日益凸显，个体意识增强的同时公共性却在下降，导致居民之间合作成本增高，超大城市治理难度加大。大城市的快节奏、高强度特征进一步加剧个体心理上的疏离与紧张，形成繁荣的物质表象与冷漠的精神连接并存的格局。足够的公共物品供给，更多的公共空间与互动活动安排，以及城市记忆与情感场所的营造等有助于形成超大城市的综合认知与价值整合。

以“小”见“大”：以社区微更新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

存量挖潜，以社区微更新为超大城市发展转型提供新引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高质量挖潜存量的新型城镇化时代，以更新作为向存量要增量的突破口，不仅是满足城市迫切需要重构、焕新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以更新撬动城市新发展动能。将社区作为更新落脚点，整合各类空间资源、统筹各方治理资源，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从而通过社区微量更新的力度、深度与速度优势“撬动”新发展支点、“催发”新发展力量，进而落实超大城市发展转型的“宏大叙事”。

内外并举，以社区微更新推动超大城市的双重治理。单向度的物质空间改善与环境整治提升不足以解决超大城市难题，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更全面综合的更新治理才能回答如何使人们在超大城市中生活得更美好的时代问题。区别于大拆大建的更新方式，社区微更新以社区生活共同体为治理对象，更注重“营造”而非简单的“建造”，强调在居住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等硬件完善的基础上，以公共空间营造、服务能力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等激发社区整体活力。超大城市问题社区化趋势要求以社区层面由外至里、由物质空间至精神空间的更新，推动超大城市空间与社会的双重治理。

类聚群分，以社区微更新促进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提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超大城市社区是群体生活以及交往的主要场所，分化形成的社区状态往往以相同群体聚居为主，同一社区人口结构与利益诉求相对一致，不同社区之间则存在较大差异。以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针脚”，根据居住群体、利益诉求以及社区分化状况，区分不同社区的更新与治理目标，有针对性地施“针”、绣“花”，以此囊括不同的社会群体、满足不同的利益诉求，帮助破解超大城市的结构性难题。

情感联接，以社区微更新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温度。人的美好生活是城市治理的最终目的，比设计空间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连接。社区微更新在重新营造空间的同时，一方面积极培育社区性社会组织，调动居民参与、评价、监督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协商合作，增强社区信任、社区认同与社区记忆，扭转大城市原子化与情感冷漠趋势。通过社区微更新，打造有人情味、烟火气且有特色的城市社区，可切实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温度与厚度。

细“治”入“微”：以社区微更新推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

一是社区分类，寻找微更新的发力点。社区微更新工作应坚持“循类推进、重难点突破、精准施策”。根据不同社区资源配置、社群特性、服务需求和治理难点等方面的差异，超大城市社区可划分为四个典型类别。老旧小区年代久远、设施老化，以基础设施改善升级为最迫切需求；商品房住宅型社区以购买住房的陌生人聚集为主，以打造“熟人社区”增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为主要需求；商圈楼宇型社区存在大量的市场主体和多元的经济业态,以多样化品质消费和便民服务需求满足为发展要求；村改居社区（城中村）居民结构复杂、诉求难调，主要以“稳韧安定”为更新和治理目标。

二是路径厘定，有针对性地开展微更新。针对不同类别社区的特征与需求点，厘定微更新路径，集中力量，攻坚克难。老旧小区型社区以“改善基础设施、改优居住环境”为微更新目标，通过功能改造与设施布设，满足居民现代化生活的需求；商品房住宅型社区以“和谐社区”为治理目标，通过空间微更新、开展微活动、激发微参与，增加居民联结，增强社区活力；商圈楼宇型社区以“创新社区”为目标，通过更新打造新空间、新业态、新功能，形成宜业、宜居、宜乐等综合一体化的未来社区；城中村社区主要以“改质提升”为更新目标，在改善城中村物质环境的同时，协调居民不同诉求。

三是多维赋能，确保微更新的长效性。社区虽是城市治理“最小单元”，但若汲取的能量更多元，就能迸发持久效能。党建赋能作为核心能量，要加快建设有活力有能力有温度的基层组织体系，构建幸福可感、便利可及的党群服务阵地，以高质量党建夯实微更新之基；智慧赋能作为关键能量，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打造智慧社区平台，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嵌入微更新全周期，以新技术强化微更新之能；专业赋能作为新型能量，通过推行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三师”入驻社区模式，从规划建筑专业角度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让专业知识“接地气”和“实用化”，以高水平技能充实微更新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超大城市治理要遵循超大城市的特点规律及其现实要求，尤其注重在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下功夫，探索可实施、可推广、可持续的超大城市治理之路。以社区微更新为切口，因地制宜，探索与社区本体特征相结合的更新和治理模式，将一个个社区“织入”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大网”，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广东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