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中国历史的小视野，从“大历史”的宏观视野审视这一年，就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的因果联系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历十五年》，感受历史学家黄仁宇带给我们的新角度、新视野、新感受。

 

大历史中的这一年

撰文 | 马志良

 

日子在庸常中流失，暗流在平静的表面下潜行，就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其实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此前此后的一切因果，也似乎早已注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不起眼的万历十五年，论公历则是1587年。很多著名的人物在这一年死去，而且大多不得善终，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朱翊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败之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消极怠工，他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不上早朝，不批文件，不参加庭讲，也不跟臣僚们见面。在华丽的道德外表下，中华帝国正在走向暮气沉沉的晚秋。

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在不远处的白山黑水间，强大的满州八旗已经崛起；在遥远的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带来的巨额的财富，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远征英国，这一战，将造就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人类历史也将从些进入真正的海洋时代。

跳出中国历史的小视野，从“大历史”的宏观视野审视这一年，就可以发现历史的因果联系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带给我们的新角度、新视野、新感受。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在国际汉学界是“大历史观”的提倡者与践行者。《万历十五年》广受学术界关注，就在于这本书采用了“大历史”的观点来分析一年的历史，以一年中发生的事情看整个历史的进程与趋势，并发现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问题。

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的前缀是同一单词，黄仁宇本人在《中国大历史》的序言中称其并非个人的发明，而是借用于Macroeconomics。他在此文中还指出：“大历史观”不是去研究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听取谁的意见，交由谁付诸实施的具体过程，也不去进行武则天秽乱春宫的道德批判，大历史观要求我们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洞悉历史事件背后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

我个人理解，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因果关系互相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自然环境、文化因素、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等。因此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大趋势，一些偶然因素并不能影响整个历史的发展。对此，也可以通过时间与空间上的比较，发现历史进程的互相联系。

所以，理解“大历史”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历史事件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坐标上，而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因此，深刻理解《万历十五年》，我们也不妨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大坐标上。以横向的时间轴和纵向的空间轴，来理解万历十五年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度。

在时间轴上与万历十五年有重大关联度的事件可以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建立意义重大，但是在文化与思想上并没有取得统一和认同，法家的极端措施导致了快速灭亡。

汉初：采取的是与秦帝国完全不同的黄老思想，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实现了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取代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此时的儒家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将汉帝的武力推向了强大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中的民族大融合。

隋唐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开放包容的精神，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意义深远。

宋代：科举制度使文官集团成为官僚上层，武将集团受到全面打压，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名将都不得善终，中国的历史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从重视武力转向重视文治，从开拓转向保守。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使儒家文化系统化，道德化、一元化。

明代：从税收制度、军事体系、货币制度多方面确保了文职官僚集团的进一步强大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儒家的道德教化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道德与礼仪，轻技术与法律的中央集权在明代达到顶点，从而使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在道德层面（而非法律层面）的交锋进一步表面化。皇帝已经被道德绑架，成为礼仪的囚徒。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就是这样的一年，表面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已将中国二千年历史的所有问题浓缩在一年之中。

由于道德和礼仪凌驾于一切之上，随便一个下级官员都可以直接写一个奏折，以道德的名义指责皇帝的“贪杯、好色、贪财、受贿”，却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证据，致使皇帝“肝火复发，至今末愈”，只能请求几个老臣为他做主。在这种情况下，想立个太子立不成，想爱个女人爱不成，想出去逛逛也不行，操练一下禁军也不行。因为这一切都在道德层面上不合礼仪、不合身份，不合祖宗规制。在所有的梦想都化为泡影之后，皇帝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消极怠工，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不上班，不开会、不表态，不批文件。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三十多年。他自己当了四十八年的皇帝，其实只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从二十岁开始，用一辈子的时间给自己修建了一个豪华的陵墓。

对于庞大的官僚体系来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与私下里的贪赃枉法就是高于一切的职责。这个体制一旦形成，任何人都无力撼动。在一团和气之下，道德和礼仪绑架了生活与工作，个性受到极度的打压，所有的人都活得很压抑，从百姓到官僚再到皇帝，但凡有所作为或者是有一点理想和激情，只要做出一点努力，必然不得好死。此书中的所有人物，只有申时行一个人善始善终，就是因为只有他才深谙此道，以“阴阳”二字参透了其中的奥秘。

海瑞之所以被反复习地贬了又用，用了又贬，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是以清廉耿介的形象树立了道德的典范，不得不用；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清廉耿直而不识时务，打破了官僚集团背后的默契，甚至连皇帝都认为此人“愚戆”。这样的人，用与不用，都是一个难题。所以在听到他死讯后，“北京城里负责人事的官员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不用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安排了”。

与此相同，既便是位极人臣的首辅张居正，也一样不能避免死后没籍抄家的下场，还差一点被掘墓戮尸。原因也同样是他借助于位高权重的影响，进行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和经济改革，打破了官僚体系的平衡。所以，既便是在死后，仍然被人当作攻击戚继光的武器，抓住的把柄就是戚继光曾以美女和金钱行贿张居正。

除此之外，致力于军事改革戚继光，在失去背后的支持后，也只能以一个孤独的形象，死于贫困交加。另一位敢于用自己的行为和文字追求自由，挑战孔孟之道的思想家李贽，最终也在监狱中用剃刀自杀。

另外，还有在本书中有所提及而未展开的大部分皇室成员也都不得善终：郑贵妃（神宗死后，被朝臣视为妖孽，幽禁于紫禁城十年，最终葬于孤坟，并未葬入万历皇帝为她留下的墓地，未能实现皇帝与她合葬的愿望），皇太子朱常洛（光宗泰昌，在位不到一个1个月就被美女、泄药、红丸三步连环计环环相扣弄死了），皇三子朱常洵（福王，被李自成部队所杀。另一说是因其人重达360斤，被李自成洗净剃光后与鹿同烹，谓之“福禄宴”），朱常洛的太子朱由校（熹宗天启，在位8年，死于23岁，只是因为掉进水里生了病），四子朱由检（思宗崇祯，在位17年、清军攻入北京后上吊自杀于煤山，时年34岁），还有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南明弘光帝，在位八个月，被手下将领缚献清军，屡遭羞辱，后以弓弦勒毙于北京，时年40岁）。总而言之，全都不得好死。

在空间轴上，也可以看到万历十五年前后，在世界上发生的几件大事：

1453年，来自亚洲的穆斯林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将整个欧洲压制在地中海以北。由于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的强势控制，迫使欧洲开始寻找新航路。此时，距1433年郑和舰队第七次下西洋20年，世界上最强大的明朝海军已被有计划地毁灭，世界上最大的远洋巨舰已腐烂于海港。

1492年到1502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并且成功到达美洲，发现了新大陆。1557年，葡萄牙人从明朝得了澳门的居住权。

1573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压制，欧洲联军在勒班陀海战中，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参加这次战役的主力西班牙海军从此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海军。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被英国打败，虽然西班牙海军很快恢复，以后又进行了多次战争，都无功而返，但英国海军从此崛起，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使英国成为雄霸海洋的日不落帝国。

就在西半球发生这场影响世界的大海战的这一年。1588年1月17日清晨，中国明朝最伟大的军事将领，抗倭英雄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暮气沉沉的中华帝国，也最后一次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机会。

此时，距1644年清军入关还有56年，距1840年英国海军的坚船利炮兵临珠江口还有252年。但是这一切，也似乎在这一年就已经注定。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5月8日德胜读书会上的讲稿）

 

撰文：马志良

配图：花瓣

小编：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