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打工人休息权的话题尤其热门。代表委员对怎么休假、怎么休息，提出了各种建议。可见，牛马们休息不足的现象，已经上升为全社会共识，大家都觉得要重视起来了。

　　今年两会上有关休息和休假的提案，相比之前也有不少突破，至少提出了几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第一个大方向就是要加强执行“劳动法”，把它变成一只“有牙的老虎”。比如这次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就建议说，要优化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和加班工资的规定，要提高违法成本，把举报渠道、申诉渠道都做得更便捷。

　　之前常有人说：如果法律管得太严，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反职场内卷还是要更多依赖企业的自我约束。但现在，认为劳动法应该被更严格执行，尤其是关于工时、加班、休假的部分应该更严格，已经是社会的新共识。

　　另一个大方向是加班文化越来越让人反感。今年两会期间，许多人都看到了一则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8.6小时，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加班文化带来的问题也在这次两会上被屡次提出：“普遍过度的加班文化侵蚀着职工健康，降级消费活力，抑制生育意愿……隐形加班泛滥，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导致员工深度疲惫。”这次不少提案，都有关变相加班和缺少加班补偿机制等问题。

　　再来便是中国人还是“假期不够”。尤其是在发展消费、服务业的背景下，假期不足已经不只是劳动者权益受损，也是国家经济的痛点。全国人大代表余淼杰这次就建议提升带薪年假基数，把最低法定年假标准由5天提升至10天，再建立跨年累积机制；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田轩也提出要扩大公共假期，不要调休。他还建议施行“大小周”制度，每两周有一周是“大周”，只工作四天，休息三天，可以说是很大胆的建议了。

　　平台经济带来的缺乏休息问题，这次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陆铭就提出：打工人要有下班后的“免打扰权”；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也提出手机带来隐形加班问题，要修改只考虑“物理考勤”的现行法律，赋予人们“离线休息权”。

　　有这么多代表委员发言和社会关注，在未来，劳动法规日趋严格，休假制度逐渐完善，大家牛马味逐渐变少，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不过要我说的话，无论是劳动法还是休息权，目前都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被讨论。而如今平台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不具备长期合同身份的劳动关系越来越多，光在传统就业模式下讨论休息权，恐怕并不足够。这里面的休息权应该怎么界定？要用什么方法来保障，才既能够监管又不至于让这种业态和传统业态一模一样？是要优先建设更强力的监管和调解机关呢，还是优先法律诉讼之外的渠道？这是未来很考验我们智慧的事。

　　还需要留意的是，未来保障休息权、放假权的立法中，可以使得上力的“抓手”是什么？比如弹性工作制看起来很好，但实践中变成了要求全天在线，导致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法定标准。这类问题如果要被立法监管，很容易遇到缺乏书面证据、不容易追责等等困难。又比如平台劳动者容易超时工作，但给他们假期，他们可能会因为平台劳动多接单多收获的逻辑，而不会主动休假。在这些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去寻找真的可以负起责任的那一方——比如在这些经济模式中获得了最大利益的责任主体，或者找到某种科技加持下的新监管方式，不然为劳动者增加更多闲暇的努力，很可能就使不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