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本儿子写父亲的书。白先勇身为白崇禧的儿子，对白崇禧在北伐、抗战、内战中的表现和评价，和一般的论断是有所不同的。对比这些不同，很有味道。

序言中说，1946年5月，蒋介石派白崇禧到东北督战，林彪大败，“孙立人第一军追过松花江，只离哈尔滨一百里，蒋中正突然下停战令，由此林彪败部复活，最后席卷东北”。这个说得不完全，蒋介石之所以停战，不是因为他太昏庸，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另外，“四平之战”国民党方面的胜利，也不能说是白崇禧的功劳。但在白先勇的叙述里，是倾向把功劳归于白崇禧，把错误归于蒋介石的。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白先勇清楚自己的偏袒吗？想必是清楚的。比如在45页，白先勇也说，“蒋介石在南京，受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催迫停战的压力下，派遣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出使东北督战”。这个表达就相对完整。身为儿子，谈到父亲，难免有意无意略去一些重要事实，以表彰父亲的功劳。如果从了解历史的角度看，自然欠客观公允；但从一个文人、一个儿子的情感上看，也合乎人情。

不过，且不说人情，就是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本书透露的一些材料，也可能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梳理某些历史问题。不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更多是从微观的角度，历史人物心理的角度。

比如，白先勇提到母亲嫁给父亲时，用了一个词，“下嫁”。当时他的母亲马佩璋二十二岁，是县令的女儿，而白崇禧三十二岁，是青年军官。青年军官的地位和背景，在当时是不太配得上县令的千金小姐的。而白崇禧岳父之所以同意婚事，按白先勇的说法，是因为老先生会看相，看中白崇禧日后有“宰相命”。

单看这一点，似乎不足以说明什么。不过，如果和本书第6页提到的另一个故事结合起来，就有意思了。1928年，白崇禧北伐，军队开进北平后，他在故宫门前拍了一张照片，横匾上刻的三个字是“崇禧门”。

1949年底，国民党全面溃败后，白崇禧跑到海南，是有很多选择的：像李宗仁那样去美国，是一种选择；去香港，是一种选择；去中东或者其他地区，是一种选择；去台湾，是最后的选择。白崇禧曾经逼蒋介石下野（尽管这种说法白先勇有所回避），也曾经在国共战争中拒不增援而让蒋介石大为光火，所以，白崇禧去台湾，从理智上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他也很担心去了之后会被蒋介石加害。但是，蒋介石因为需要白崇禧支持，就派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带亲笔信去海南见白崇禧，希望白崇禧到台湾“共商善后”，还说等到复职以后，请白崇禧担任“行政院长”。

理智上看，去台湾是下策，蒋介石的承诺可能靠不住，但白崇禧还是去了台湾。如果结合“宰相命”和“崇禧门”看，恐怕可以解释白崇禧当时的心理。蒋介石承诺的“行政院长”，就相当于过去的宰相。白崇禧不相信蒋介石，但岳父早年的看相恰好和故宫“崇禧门”巧合，很有可能会让白崇禧产生一种迷信心理，从而作出了对个人命运来说不够理性的选择。毕竟，去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日后生活不可能再跟宰相有什么联系，但去台湾的话，还是不无可能的。当然，这些心理动机，别人无从得知，但可以从透露的细节上去推测。去台湾后，蒋介石过河拆桥，白崇禧很快被孤立，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下，最后郁郁而终。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会忽略某些小细节，但有些细节，会影响一个人在重大决策时的心理，促使他作出不同的选择，历史的走向也可能因此而改变。

另外，本书中，白先勇在介绍家庭时，提到的一些故事也能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与理解。比如，白先勇的母亲在新式学堂桂林女子师范就读时，去参加学生游行，奶娘怕大小姐中暑，提了水壶跟着她一起走。我们看民国剧，恐怕是看不到这样的场面的。编剧也不好想到进步女青年游行时还有奶妈跟着照顾。所谓“新思想”“新青年”，有时候可能也像时装一样，是流行的风潮，并不见得会完完全全被接受。

虽然从小拒绝缠足，参加新式学堂，参加游行，但马佩璋女士可以说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女性——“她甘于做个家庭主妇，十个儿女就是她的人生目的”。乃至广西各界要她担任国大代表、妇女代表，她都拒绝。她后来成了一个很符合传统形象的女性。也许，这和白崇禧不无关系。书中说，“这也是父亲尊敬她的地方”。马佩璋女士很善良，他们一家去看戏，有三个人盯梢，她还专门吩咐白先勇给那三人买了票；她还几十年来照顾父亲的小妾。这些细节，对理解当时的女性、新思潮，是会多一些帮助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得更立体。

书中还提到，作为虔敬的回教徒，白崇禧曾经在西安兴教寺捐过两千大洋。这种事情恐怕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记载。甚至连白先勇一开始都不知道，是在去西安路过兴教寺时偶然发现的。

本书有三辑。除了第一辑“家国情怀”是讲白先勇的父母、民国时代及早期台湾之外，其他两辑是讲他的交游，包括认识的师友，朋友间往来的文字。零零散散有很多掌故穿插其中。

比如，书中提到杜聪帮助河南孤儿上学，一年需要募款180万美金，常常因为募款东奔西走，睡眠严重不足；林青霞在母亲抑郁症往生后，常梦到她愁眉不展，由此忧心忡忡，并在2008年去印度新德里参拜大宝法王求指点迷津；沈从文1980年访美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有人问他为什么后来停止创作了，沈从文说，“新政府对文学有了新的要求，我达不到那些要求，所以我就停笔了”……

这些饶有趣味的掌故，能丰富我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其中有一处，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喜欢佛教，由此关注印顺法师的著作。法师著作在大陆出版的，我几乎都有寓目。但之前完全不知道法师曾在受戒63年之后重返普陀山，面对故地潸然泪下，却在本书中看到这个故事。这是白先勇在写到摄影师柯锡杰的时候顺带提到的。

白先勇交游广泛，在海内外有不少文学界、艺术界的师友。本书记载了不少他们的故事和交游，是兼具趣味性和史料价值的。


作者：王路（来自豆瓣）